第173章 好古敏求：夫子的求知路（6 / 10）

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褒贬，传递 “微言大义”，如 “践土之会” 中，晋文公召周天子到践土，孔子认为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便记载 “天王狩于河阳”，以维护君臣之礼。这种对历史的 “春秋笔法”，使古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价值的传递者。

整理古籍的过程充满艰辛。《诗经》的竹简散乱无序，需要辨别真伪、去重存精；《尚书》的文字古奥难懂，需要考证注释；《礼记》的礼仪规定因时代变迁而模糊，需要重新梳理。孔子晚年身体状况不佳，《论语?述而》记载他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感叹自己衰老，连梦见周公的次数都少了，但他依然坚持工作，“韦编三绝” 的《周易》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晚年的勤勉，使他 “好古敏求” 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的求知与传承，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历史回响：好古敏求的传承谱系

颜回的 “不违如愚”，是 “敏以求之” 的专注体现。《论语?为政》记载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颜回在课堂上对孔子的话从不提出异议，看似愚笨，课后却能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举一反三。有一次，孔子讲解 “仁” 的含义，颜回问：“请问其目。” 孔子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回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这种将知识付诸实践的决心，使他能够 “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将知识内化为品德。孔子称赞他 “贤哉回也”，正是因为他的 “敏” 不是口头上的回应，而是内心的领悟与实践，这种 “敏以求之” 的专注，成为后世学者的榜样。

司马迁的 “究天人之际”，继承了 “好古敏求” 的史学精神。《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 “年十岁则诵古文”，自幼学习古代文献；二十岁时开始漫游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通过实地考察印证古籍记载。在会稽，他探寻大禹治水的遗迹；在长沙，他凭吊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曲阜，他参观孔子故居，“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这种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与孔子 “好古敏求” 一脉相承。

撰写《史记》时，司马迁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史料进行严格考证。对于黄帝的传说，他 “择其言尤雅者”（《史记?五帝本纪》），选取可信的部分；对于不同说法，如 “禹兴于西羌”“禹生于石纽” 等，他进行多方比对后再下结论。这种严谨的态度，使《史记》成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巨着，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正是 “好古敏求” 精神在史学领域的体现。

郑玄的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展现了 “好古” 的包容。东汉时期，经学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今文经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注重文字训诂，两派相互攻击，难以统一。郑玄 “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后汉书?郑玄传》），学习今文经；后又西入关中，从马融学古文经，马融 “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郑玄在其门下三年不得见，仍 “日夜寻诵，未尝怠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