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 天厌之：圣途上的礼与疑（4 / 7）

。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将 “子见南子” 置于孔子 “厄于陈蔡” 等困境中，强调圣人 “遭厄” 时的无奈。孟子认为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圣人的行为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见南子正是 “可以仕而仕” 的选择，不应苛责。

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详细记载了事件的背景，特别提到 “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强调孔子的 “不得已”。他还记录了孔子见南子后的举动：“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暗示孔子对卫灵公的失望，间接为 “见南子” 的动机正名 —— 非为美色，只为行道。

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中将 “子见南子” 视为圣人 “屈己行道” 的例证。他说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强调孔子 “以道统为重，不拘小节”。韩愈本人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屡遭贬谪却不改其志，他从孔子见南子中看到的是 “道高于名” 的担当 —— 为了推行正道，不必回避世俗的非议。

宋代的朱熹，从 “存理灭欲” 的角度解读。他认为 “南子虽有淫行，然其招孔子，亦有礼意”，孔子见之 “亦事之不得不然者”，但子路的不悦 “正见得子路之心，非谓夫子有不正当处也”。朱熹特别强调 “夫子矢之，非为子路疑己，乃欲晓子路以理之当然也”，将这场争议转化为 “理” 与 “欲” 的斗争，孔子的誓言是 “存天理” 的体现，子路的不悦是 “遏人欲” 的表现。

明代的李贽，提出颠覆性解读。他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说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肯定南子的见识，认为孔子见南子是 “圣人与常人同” 的证明。李贽的解读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偏见，将事件视为平等的思想交流，而非 “圣人与淫妇” 的对立。

清代的康有为，从维新变法的角度诠释。他认为 “孔子之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孔子周游列国，欲以王道救天下，见南子乃权宜之计”，将孔子塑造成 “与时俱进” 的改革者，见南子是为了 “通权达变”，这种解读服务于他 “托古改制” 的政治主张。

这些解读的差异，本质上是不同时代对 “礼”“欲”“道” 关系的理解差异 —— 有的强调礼的形式，有的重视道的本质，有的突出权变的智慧，共同构成了 “子见南子” 的诠释史，也让这个故事始终保持思想的生命力。

六、礼与欲：永恒的人性命题

“子见南子” 的核心争议，在于礼的边界与欲望的张力。南子作为 “好色” 的象征，孔子作为 “好德” 的代表，两人的会面本身就构成了 “德” 与 “色” 的戏剧冲突。《论语》中孔子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的感叹，恰是对这种普遍人性困境的洞察 —— 道德的追求常被欲望的诱惑干扰，而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春秋时期的 “礼”，对男女交往有严格规定。《礼记?内则》“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曲礼》“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这些规定的初衷是 “防淫泆”，维护社会秩序。但南子召见孔子时，“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虽有 “絺帷” 相隔，仍突破了 “不亲授” 的常规，这种礼仪的微妙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