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5 / 8）

之务实）；又强调 “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和 “仁、义、礼、智、信”，规范社会秩序（鲁之礼乐）。这种 “霸王道杂之” 的治国方略，正是 “道” 的实践形态。元光元年，武帝诏举贤良，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被武帝采纳，开启了儒学独尊的时代。

宋代的二程与朱熹，进一步深化 “鲁变至道” 的内涵。程颢说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将 “道” 归结为 “天理”；朱熹则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修身养性达于 “道”。

针对宋代礼制松弛的问题，他们编订《家礼》《近思录》，将礼乐普及到民间，“冠婚丧祭” 皆有规范。《家礼》简化了古礼程序，如冠礼 “三加” 改为 “一加”，婚礼 “六礼” 并为 “纳采”“纳币”“亲迎” 三礼，更易操作。却反对 “徒诵其言而不行其事”，主张 “知行合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种对礼乐的生活化、实践化改造，正是 “鲁变至道” 的延续。

四、道的内涵：从治国理想到生命境界

孔子所言的 “道”，并非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具体的治国理想与生命境界的统一。在治国层面，“道” 表现为 “为政以德” 的仁政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个人层面，表现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的修养。这种 “道” 的内涵，在齐鲁文化的融合中逐渐清晰。

“道” 的核心是 “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齐国的管仲虽非儒家，却因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的功绩，被孔子称为 “如其仁，如其仁”；鲁国的子产 “不毁乡校”，允许百姓议政，孔子赞其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仁” 的实践体现在 “爱人”，孔子在回答子贡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时，说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 “推己及人” 的仁爱，超越了齐鲁界限，成为 “道” 的核心。

“道” 的载体是 “礼”，但需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齐国的晏婴居 “近市” 的陋巷，“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却在祭祀时 “礼成于前”，祭品虽简，心意却诚，体现礼的本质；鲁国的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正是对 “道” 的坚守超越物质形式的例证。

孔子评价子夏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强调礼的精神而非形式。有一次，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他重视的不是羊本身，而是礼所承载的敬畏之心。

“道” 的实现需 “和而不同”。齐国的稷下学宫汇聚百家，儒、墨、道、法同台辩论，却能 “各尽其长”。淳于髡善辩，以 “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难孟子，孟子答 “礼也”，淳于髡又问 “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孟子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展现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鲁国的孔子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固执己见，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子入太庙，每事问”，展现开放的 “道”。这种包容性，使 “道” 避免僵化，保持活力。

“道” 的终极目标是 “大同”。《礼记?礼运》描绘 “大道之行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