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三百零八章（3 / 5）

疏证》,那可是直击程朱理学要害的经典之作;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时至今日,依然是文字学领域的圭臬。再看看民国的那些“大师”,有哪一部著作能达到这样的思想

    深度和学术高度呢?就说那个被一些人奉为“新文化旗手”的胡适吧,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仅完成了上卷就难以为继了,所谓的“开山之作”,实际上不过是半部残篇而已,这样的“成就”,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在自然科学

    领域,民国“大师”的匮乏更是显得格外刺眼。一直到1949年前,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竟然没有诞生任何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理论。那时候的工业体系,薄弱到连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而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新中国“两弹一星”团队中的23位功勋科学家,其中有21位都是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可他们却都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真正实现了自己学术报国的理想。

    在民国教育那看似“自由”的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极其残酷的阶级压迫。有数据显示,在1930年代,全国的大学生仅仅只有4万余人,而其中60%以上都出身于地主,买办家庭,江浙地区更是独占了半数的名额。再看看新

    中国,在首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工农子弟大学生的比例就?升至47%,彻底打破了知识被少数精英阶层垄断的局面。某些人还总是津津乐道于“教授月薪300银元可买四合院”,却选择性地忽略了,这背后是以9

    9%的文盲率为代价,堆砌起来的1%精英阶层的文化特权。

    更让人觉得荒诞至极的是,这些被特权滋养出来的“大师”群体,对于民生疾苦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冷漠。1931年长江水灾,导致14万人死亡,那是多么惨痛的灾难,可北平的那些文人呢,却还在为了“莎乐美”译本争风吃

    醋,完全不顾百姓的生死。1942年河南大饥荒,饿殍遍野,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而重庆沙龙里的“大师”们呢,却还在悠然自得地讨论着昆曲唱腔。他们这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做派,与范文澜在窑洞里潜心撰写《中国通史简

    编》、冼星海于黄河岸边激情谱写《保卫黄河》的精神境界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与精神鼓舞而努力,一个却是在百姓受苦受难时还在风花雪月!

    当某些人还在那里故作姿态地哀叹“大师远去”的时候,不妨来看看这些真实的数据。民国38年间,总共才培养了18万大学生,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1949-1966),大学生数量就达到了155万,而且90%以上都来

    自工农家庭。

    那些还在将民国学术奉为圭臬的人,我倒想问问你们,为何这些所谓的“大师”,没有一个能像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张衡创制地动仪那样,留下永恒的科学遗产?为何他们口口声声的“思想启蒙”,却连阻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都

    做不到?又为何他们的徒子徒孙在台湾苟延残喘了数十年,连芯片技术这种关键的科技都还得仰仗美国的鼻息?历史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些脱离了人民、背离了时代的“